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新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充分释放，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，文艺界创作繁荣、评论兴旺，稳步进入了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新时代、好时代。为了多门类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地回顾新中国文化工作、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，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、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踊跃建言，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本微信平台联合举办“扎根人民，与时代同行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·文艺的春天”文艺短评笔会。

文艺家、评论家踊跃来稿，以75年来印象最深刻的文艺作品、文化活动、文化事件等为题，回忆接触作品之过程，抒写审美体验之感受，品评文化价值之所在，瞻望文化发展之前景，表达“更紧密地团结，更勇敢地创造，文艺工作者永远在路上”的主题。

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有几多重

陈勤建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，我国文学创作如怒放的春花，一片繁华，全国著名的文学刊物，发行量动辄数十万，直至上百万，包括当时民协的小小的《采风报》，发行量一度冲到了183万份。面对这辉煌的文学硕果，一批文学创作者，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作家陶醉了，开始寻问，中国文学如何走向国际？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?

于是，经过精心策划，在一位国内作家大咖率领下，一群国内的著名作家，邀请了几位国际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和一批国际媒体记者，集聚在上海金山石化基地新建的，当时的上海第二个涉外住宿机构上海金山宾馆，闭门交流。国内闻讯赶来采访的一百数十名记者，全被挡在门外。

我国的文艺要走向世界，障碍在哪里呢？国内的作家、艺术家、批评家们的认识似乎是比较模糊的。有人怪罪于我们的作品没有很好的译文，有人认为这是因政治、社会制度不同导致的歧视，有人以中国的关系学审视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，叹息没有敬礼铺路，招徕青睐。实际究竟如何？

同是时为社会主义国家，苏联肖洛霍夫以史诗般的《静静的顿河》名列诺贝尔文学奖的金榜；同为第三世界，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、哥伦比亚加西亚·马尔克斯等也分别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。由中文衍化出去的日文要说翻译难度似乎比中文好不了多少，可是，川端康成的作品，没听说有什么文字不懂的纠葛，也登上了同样的宝座。有人可能要说，川端康成的政治思想倾向与我们相背，故能得宠，那肖洛霍夫呢？何况，川端康成1968年以他的《雪国》《古都》《千只鹤》为代表，获诺贝尔文学奖。诺贝尔文学奖，作为文学走向世界的一种标记，贴标时难免不杂外界人为的因素，光凭粥少僧多就使它难持公允。然而，它毕竟不是滥发资金、乱贴标记、哗众取宠的。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，确实授给了一批世界公认的伟大作家。泰戈尔、罗曼·罗兰、萧伯纳、托马斯·曼、艾略特、海明威、川端康成、肖洛霍夫、阿斯图里亚斯、辛格·加里亚、马尔克斯、戈尔丁等。他们的获奖作品风骨峭峻，千姿百态。但有一点却是异曲同工，即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而形象地展示了社会人生固有的传统。兼有文艺批评卓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略特，在他的文论名作《传统与个人才能》中，强调一国的传统在作家优秀创作中的重要作用，“不仅其最优秀的部分，而且最独特的部分”都是它影响的结果。

著名作家冯骥才，会议中途出国访问，回来后对上海《文学报》记者说：“访加归来，我更深地领悟到，只有具备鲜亮的民族特色，才能走向世界。西方和我们观念迥异，东方人好求同存异，而西方人却掩盖相同的，摊出不同的。西方人不喜欢自己和你一样，也不希望你们和他一样。我们模仿西方，似乎能迎合，然异邦反不接受。有出息的中国作家应当有与西方拔离的意识。”后来，中国有了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。

（作者系上海市非遗保护工作专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、上海民协原副主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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